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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賣合同糾紛一案

     上訴人(原審被告):朱某,男,漢族,住河南省民權縣。
  上訴人(原審被告):劉某,男,漢族,住河南省尉氏縣。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陳某,男,漢族,住鄭州市管城回族區。
  委托訴訟代理人:單義,河南煥廷律師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朱某、劉某與被上訴人陳某買賣合同糾紛一案,不服河南省鄭州市管城回族區人民法院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于2019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組成合議庭,開庭進行了審理。上訴人朱某、上訴人劉某、被上訴人陳某及其委托訴訟代理人單義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朱某上訴請求:1.撤銷一審判決,依法改判或發回重審;2.本案一審、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承擔。事實和理由:第一,一審判決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錯誤,朱某與陳某之間系質押借款關系,并非買賣合同關系,并且已經實際償還該筆款項。第二,劉某為職務行為,陳某要求劉某共同償還沒有法律依據。
  劉某上訴請求:1.撤銷一審判決,依法改判或發回重審;2.本案一審、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承擔。事實和理由:劉某與陳某之間的經濟來往屬于職務行為,責任應由巨龍通訊商行承擔,即使巨龍通訊商行注銷,責任也應由朱某承擔,與劉某無關。劉某在巨龍通訊商行從事銷售崗位,工資由巨龍通訊商行發放,日常考勤打卡,受巨龍通訊商行管理,完成巨龍通訊商行安排的工作內容,與巨龍通訊商行之間存在勞動關系。2017年8月,劉某為完成公司安排的工作內容,將巨龍通訊商行所有的1000臺酷派b770銳志金手機質押給陳某借款35萬元。陳某要求簽訂《借據》,劉某便以巨龍通訊商行名義簽訂借據,加蓋了巨龍通訊商行的公章。因此劉某的行為系職務行為,責任應由巨龍通訊商行承擔,即使該商行注銷,也應由朱某承擔。并且本案中巨龍通訊商行與陳某之間系質押借款關系,并非買賣合同關系。
  陳某辯稱,第一,一審法院認定事實清楚,陳某與上訴人之間存在買賣合同關系,并非借貸關系。陳某已經提交了2017年8月11日35萬元貨物的出庫單,和上訴人未支付貨款的欠款憑證。一審庭審時,上訴人均認可雙方在2017年8月11日存在價值35萬元的交易,只是稱已經在2018年3月14日、3月26日和3月29日分三次向陳某付清該貨款。一審期間上訴人對于雙方存在買賣合同關系沒有提出異議,現上訴時對此提出異議明顯不符合常理。雖然上訴人出具欠款憑證的字頭是借據,但該借據的基礎法律關系是買賣合同,而非民間借貸。一審法院在查明事實的情況下,依據買賣合同糾紛進行審理并無不當。因此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查明法律關系正確。第二,劉某上訴稱其行為是職務行為,不應當承擔還款責任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首先,在欠款憑證上簽字均是劉某以其自己的名義,而未標明其職員的身份,也沒有附商行給其出具的代理手續。劉某作為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自然人,應當為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其次,在生意往來過程中,雙方的賬目往來均是通過劉某的賬戶進行的,如果劉某僅僅是商行的一名普通職員,又怎么會提供自己多個銀行賬戶供商行各種業務往來使用,這明顯不符合常理。因此,劉某在欠款憑證上的簽字行為并不是職務行為,而是其個人行為。第三,一審判決適用法律正確,判決并無不當。當事人雙方存在買賣合同關系,被上訴人已將35萬元的貨物提供給上訴人,上訴人也應當按照約定履行自己支付相應貨款的義務。但上訴人僅向陳某支付了10萬元貨款后就停止了支付。一審法院在查明事實基礎上,判決二上訴人支付未付貨款及約定的利息,并無不當之處。針對劉某上訴稱陳某在一審法院以民間借貸糾紛起訴一事,該民間借貸案件是陳某以轉款形式向上訴人支付借款,因此陳某以民間借貸為由起訴上訴人并無不當。
  陳某向一審法院起訴請求:被告朱某、劉某支付下欠貨款250000元、按年利率24%支付2018年3月2日至實際償還之日止的債務利息并承擔訴訟費。
  一審法院認定事實:原、被告同為鄭州市管城區隴海路126號通訊新天地商場商戶,系生意合作關系。原告經營1D25號盛祥通訊,被告經營1C26號巨龍通訊。2017年8月11日,被告從原告店里取走酷派b770銳志金手機1000部,每部單價350元,貨款共計350000元。因被告未及時結清貨款,應原告要求二被告當日分別出具借據,載明“朱某/劉某向陳某借款350000元,每天利息為350元,7天結一次利息,到時如不能還本付息,陳某有權出售之前借款抵押的手機來沖減這筆借款。朱某/劉某如要還錢應先還這筆無抵押借款,后還有抵押借款。”就該筆交易,原告自認,被告向原告付息至2018年3月1日,并于2018年4月4日支付貨款100000元。另查明,2018年3月14日二被告從原告處提走酷派b770銳志金手機3400部,其中2000部單價為300元/部,1400部單價為320元/部,貨款共計1048000元。提貨當天,被告劉某通過中國工商銀行賬戶向原告轉賬580000元,通過交通銀行賬戶向原告之父陳安山轉賬990000元。2018年3月27日,二被告從原告處提走青橙T2全網通版金色手機700部,其中400部每部單價340元,300部每部單價320元,貨款共計232000元。3月29日,被告劉某分兩次通過中國工商銀行向原告轉款220000元、12000元。2017年6月2日,原告通過中國工商銀行向被告劉某轉款400000元。當日,二被告分別向原告出具借據,載明:“朱某/劉某向陳某借款360000元,每天利息為350元,7天結一次利息,到時如不能還本付息,陳某有權出售之前借款抵押的手機來沖減這筆借款。朱某/劉某如要還錢應先還這筆無抵押借款,后還有抵押借款。”2017年9月19日二被告以貨向原告抵款40000元,被告劉某分別于2018年3月15日、3月19日、3月26日通過中國工商銀行向原告轉賬150000元、150000元、60000元。還查明,鄭州市管城區巨龍通訊商行性質為個體工商戶,登記經營者為被告朱某,于2013年1月5日進行工商注冊,2018年8月6日注銷。自2016年5月1日起,該商行老賬戶停用,啟用被告劉某在中國工商銀行(賬號為62×××83)、中國建設銀行(賬號為62×××66)、交通銀行(賬號為62×××76)的三個賬號用于業務往來。
  一審法院認為,原、被告存在長期業務往來關系,雙方均認可2017年8月11日金額為350000元的交易,被告辯稱該筆貨款已清結,但其關于2018年3月14日、3月26日、3月29日向原告付款58000元、60000元、232000元的主張,經該院查證,分別系支付2018年3月14日貨款,2017年6月2日借款和2018年3月27日貨款,與涉案交易無關,故被告該項辯稱不能成立,該院不予采納。被告應向原告支付下欠貨款250000元。原、被告就該筆貨款有利息的約定,現原告要求二被告按年息24%支付利息的請求,于法不悖,該院予以支持。被告劉某辯稱其系鄭州市管城區巨龍通訊商行職員,不應承擔還款責任,但其轉款、出具借據等行為均系以自己名義而為,并未表明其作為該商行職員的身份,且其將自己在三家銀行的個人賬戶用于商行業務往來,與其所聲稱的職員身份不相稱,故其辯稱不能成立,其應對涉案貨款承擔共同清償責任。綜上,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六十條第一款、第一百九十六條、第二百零六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七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條規定,判決如下:被告朱某、劉某于本判決生效后十日內向原告陳某支付2017年8月11日下欠貨款250000元,并按照年息24%支付2018年3月2日至實際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決指定的期間履行給付金錢義務,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規定,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案件受理費5827元減半收取計2914元,由被告朱某、劉某負擔。
  本院二審期間,當事人圍繞上訴請求依法提交了證據。朱某提交證據如下:第一組證據,朱某與陳某的聊天記錄截屏,證明其與陳某之間是民間借貸關系而非買賣合同關系;第二組證據,中國工商銀行轉賬記錄一份,證明其將手機質押給陳某,陳某向其轉賬共計35萬元;第三組證據,朱某與陳某的微信聊記錄截屏,證明陳某是專業借貸,以及其與陳某之間的借貸放款模式,陳某曾稱劉某簽字不算數;第四組證據,巨龍通訊商行給員工發放工資的轉賬記錄,證明劉某是巨龍通訊商行的員工。本院組織當事人進行了證據交換和質證。陳某質證稱,對于第一組證據的真實性無異議,關聯性有異議,該證據不能證明2017年8月11日的批發單是由民間借貸關系產生的拉貨行為;對第二組證據的真實性無異議,關聯性有異議,2017年7月16日,陳某向劉某賬戶轉賬35萬元,但在2017年7月17日,劉某已經將35萬元償還給陳某,因此該證據與本案買賣合同無關;對第三組證據的真實性無異議,證明目的有異議,因雙方同時存在民間借貸和買賣關系,該證據僅能證明朱某曾向陳某借款的事實,但不能證明陳某是職業放貸人;對第四組證據的真實性及證明目的均有異議,該證據未顯示銀行來源,真實性不能確定,涉案商行已經于2018年3月注銷,而該銀行流水一直持續至2019年5月,不能確定系其發放的工資,而且轉賬時間、數額均與通常公司發放工資的習慣不一致,因此該證據不能證明劉某系朱某的員工。劉某質證稱,對于上述證據均無異議,可以證明朱某與陳某之間通過質押手機進行借款,劉某系商行員工,不應承擔責任。劉某提交證據如下:第一組證據,營業執照一份,證明劉某系商行員工,其簽字行為系職務行為,不應承擔還款義務;第二組證據,商行考勤表、朱某發放員工工資的銀行流水、劉某工資的銀行流水、商行規章制度,證明劉某系商行員工,接受商行管理、按時考勤、朱某向其發放工資;第三組證據,(2019)豫0104民初1788號民事起訴狀、證據、開庭筆錄、判決書、傳票,證明基于同樣的借據(僅金額不同),陳某以民間借貸為名向一審法院起訴,在本案中又以買賣合同糾紛為名起訴,陳某的交易模式為朱某質押手機,陳某出借款項、簽訂借據,朱某用錢贖回手機,陳某出具手機出庫單,該交易模式實質上系朱某為獲得借款而選擇質押手機的借貸法律關系;第四組證據,中國建設銀行個人活期賬戶交易明細一張,證明劉某系朱某及商行員工,朱某根據劉某的業務量及銷售業績向劉某支付工資及提成,劉某作為商行員工,其行為是職務行為。本院組織當事人進行了證據交換和質證。陳某質證稱,對于第一組證據真實性無異議,證明目的有異議,該證據表明劉某作為個人以及商行作為公司同時向陳某出具欠款憑證,為保障該債權能夠順利實現,讓朱某又單獨出具了一張借據,因此該證據不能證明劉某的簽字行為是職務行為;對于第二組證據的真實性、證明目的均有異議,該組證據均為上訴人單方制作,真實性無法核實,工資流水僅加蓋有商行的印章,而無銀行的印章,工資備注事由中并未標明,亦無顯示發放單位;對于第三組證據的真實性沒有異議,證明目的有異議,該案中陳某系以銀行轉賬方式進行出借,與本案情況并不一致;對第四組證據的真實性無異議,證明目的有異議,轉賬并非以商行的名義向劉某進行轉賬,而且沒有明確標明轉賬用途。朱某質證稱,對于劉某提交的證據無異議。陳某提交證據如下:2017年7月17日中國工商銀行轉款憑證,證明劉某、朱某在2017年7月16日向陳某借款的35萬元已經在2017年7月17日償還。本院組織當事人進行了證據交換和質證。朱某質證稱,轉款憑證是真實的,但時間太長記不清楚;劉某質證稱,真實性無法核實,與本案無關。對當事人二審爭議的事實,本院認定如下:朱某、劉某提交的證據能夠證明其與陳某之間存在其他民間借貸關系,但并不能證明涉案款項系由民間借貸關系產生;朱某、劉某提交的證據能夠證明劉某系商行員工;陳某提交的證據能夠證明當事人之間2017年7月16日的借款已實際償還完畢。
  本院經審理查明的其他事實與一審法院查明的事實一致。
  本院認為,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應當提供證據加以證明。當事人未能提供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其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的后果。關于涉案款項性質的問題。結合本案在卷證據、當事人陳述及另案處理情況,被上訴人于另案中向上訴人主張民間借貸糾紛的依據是銀行轉賬記錄及借據;被上訴人于本案中向上訴人主張買賣合同糾紛的依據是批發單及借據。雖然上訴人向被上訴人出具的借據范式一致,但其所依據的事實不盡相同,當事人之間系買賣合同糾紛或者系民間借貸糾紛并不能一概而論。上訴人朱某提交2017年7月16日中國工商銀行轉賬記錄擬證明本案系民間借貸糾紛,但被上訴人提交2017年7月17日中國工商銀行轉賬記錄證明上訴人已于借款次日進行了償還。在借款已經償還完畢的情況下,上訴人再次就該款項向被上訴人出具借據明顯與常理不符。上訴人又稱涉案借據簽訂當天,被上訴人向其有轉款,但其亦未提交證據予以證明。故現有證據不足以證明涉案借據的簽訂系依據當事人之間的民間借貸行為。另外,上訴人稱當事人之間的借貸模式為上訴人向被上訴人提供手機進行質押,被上訴人再向其出借款項,本案中其收到的貨物系其之前質押給被上訴人進行借款所涉及的貨物。雖然上訴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記錄顯示當事人之間的借貸糾紛存在抵押借款和無抵押借款,但其并未就本案所涉貨物是否系借款抵押物提交任何證據予以證明。現一審法院依據批發單及借據認定本案買賣合同關系存在并無不當,本院予以支持。上訴人稱涉案款項已經償還,但現有證據證明該部分款項系償還的當事人之間其他經濟糾紛的款項,上訴人并未提交證據予以進一步證明。故對上訴人該項上訴理由,本院不予支持。關于上訴人劉某是否應當承擔償還責任的問題。借據明確載明“劉某向陳某借款。”,借款人處簽名亦為劉某本人,劉某作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理應對其簽字行為有著明確的認知,并應承擔由此帶來的法律后果,其是否系商行員工并不影響其對涉案債務的承擔。上訴人劉某、朱某對于因同一事實產生的債務分別簽訂借據,理應由其二人共同承擔還款責任,其二人之間的糾紛可另行通過合法途徑解決。故對上訴人該項上訴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綜上所述,朱某、劉某的上訴請求不能成立,應予駁回;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應予維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第一款第一項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審案件受理費11654元,由上訴人朱某負擔5827元,由上訴人劉某負擔5827元。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判長楊相峰
  審判員李慶偉
  審判員姚振勇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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